今年6月1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开始实施,将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形成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合力。一个月前,最高检部署开展“检爱同行 共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专项行动。今天,我们特别推出检察机关学习贯彻未成年人“两法”专刊——
同心同力守护孩子灿烂笑颜
湖南省株洲市检察院检察官组织涉案未成年人家长举行家庭读书会
湖南株洲:让“问题家长”改变教育方式
“人的自我就像漂浮在水上的冰山,能看到的都只是表面很少的一部分。”
当湖南省株洲市检察院检察官郭雯移动鼠标,点击办案系统里的“流程结束”,对一起涉未成年人故意伤害申诉案作出终止审查的决定时,脑中不禁浮现出这句话。回想起半年来自己和同事所做的努力,就像是不断地去敲击冰山,发现冰山一角之下存在的问题,找到深层次的原因,继而用温暖去融化双方当事人的心。
“问题孩子”的背后是“问题家长”
郭雯第一次见到申诉人小林(化名)的父亲,是2020年的冬天,距离小林高考还有不到6个月的时间。
小林在一场同学间摩擦引发的打斗中,被17岁的小颜(化名)一拳打中鼻子,导致轻伤二级。检察机关审查案件后认为,小颜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考虑到他是未成年人,且如实供述罪行,具有悔罪、自愿认罪认罚等情节,依法决定对其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期为六个月。但双方家长对赔偿一事分歧较大,经过多次调解,仍未达成和解协议。
“双方家长都不太讲道理,工作太难做通。”郭雯收到该案时,同事们直摇头。
刚见面,郭雯还没开口,小林父亲吐出满腹牢骚:“他们根本就没有认错的意思,赔得太少了!”“没错!要是检察院不管,我们就去上访!”提起心爱的儿子受伤,小林母亲更是愤怒不已。
另一方,小颜的父母同样情绪激动,听不进任何意见。郭雯当下明白了:“问题孩子”的背后是“问题家长”。
不评判不建议只提问
只做工作行不通,得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才行。第二次约小林父母见面,郭雯决定不评判、不建议、只提问。
“平时孩子和您交流多吗?发生这次事件之后,您有和孩子沟通过吗?”“您了解自己孩子内心的想法和需求吗?”“这次事件发生后,您做了什么去支持自己的孩子?”问题抛出后,小林父母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他们第一次开始思考孩子的感受和需求。小林父亲小声念叨:“唉,主要是对方赔的差太多,少一点也就算了。”
郭雯以为事情有了转机,结果还是一方不愿“降价”,一方不愿“补差”。做了这么多工作,郭雯感觉到小林父母心里的坚冰正在慢慢消融,就这么放弃,她不甘心。
这时,郭雯看到最高检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指导性案例里有一起非法拘禁案在促成和解时,采用了赔偿款分期支付的方式。或许,这是一个办法?
郭雯再次给双方家长打电话,向他们提出首期支付大部分赔偿款,剩余赔偿款在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结束前分批支付的方案。没想到这一次,双方竟然都同意了。在一块坚冰上敲击了100下都没有敲开,敲第101下的时候居然破冰了!
用温度融化冰山
情况虽有好转,但郭雯轻松不起来。引导家长转变家庭教育方式,才有可能帮助孩子们在挫折中成长。
郭雯萌生了为小林、小颜还有其他参与打架的8名未成年人的家长组织一次读书会的想法。为此,她精心挑选了心理学经典读物《自卑与超越》,希望通过“守护明天”家庭读书会给家长们带来一些启发。
读书会气氛非常好,家长们听得很认真,还时不时地在本子上记下重点。“希望在座每个家庭的孩子能把这个案子中产生的自卑,用正确的方式去解读,变成日后超越的动力!”课程结束时,郭雯给家长们送上真诚祝福。
当天,涉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小林父亲决定撤回申诉。
随后的日子,郭雯一直关注着小林、小颜的学习、生活情况。听说小颜状态不好,郭雯安排他接受专业心理辅导,并建议小颜父母一起参加。小颜父亲深有体会地说:“经过这件事情,我作为家长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希望以后能与孩子共同进步吧!”
对小颜作出不起诉决定的那天,小颜和小林两家人约好一起去检察院听结果。两家人礼让谦和,早已没了当初的剑拔弩张。小颜和小林也在为高考做最后冲刺,笑容又重新回到了两个孩子的脸上。（记者张吟丰 通讯员罗兰）
吉林省长春市司法社工(左)带领小伟去图书馆做公益
吉林长春:司法社工全程参与未检办案
“电脑操盘,日薪200,有意者请与李女士联系,电话……”看到这条信息后,16岁的小伟(化名)犹豫了许久,终究没抵住诱惑,拨出了电话。不久后,因为参与开设赌场,小伟被公安机关抓获。
至今,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王佳佳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在看守所看到小伟时,自己心里的惊讶:小伟个子高高的,远看像成年人,但满是倔强的脸上分明稚气未脱。在对小伟讯问时,他的回答虽然都很简短,但也算配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涉案情况。
司法社工姚明新、苏静按照程序对小伟开展社会调查,当问到他的家庭状况以及为什么要参与开设赌场时,小伟抬头看了一眼坐在一旁的妈妈,眼中闪烁着泪花,而后低下了头,没有回答。“孩子涉罪的原因难道和妈妈有关?”想到这里,姚明新将小伟的妈妈暂时请出了讯问室。过了好久,小伟才小声地说了一句:“想赚钱帮妈妈……”话刚说出口,眼泪就夺眶而出。
小伟8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是一名洗碗工,微薄的收入不仅要养育小伟,还要照料小伟70岁的奶奶和一个残疾的叔叔。小伟想帮助母亲分担,一时糊涂想赚“快钱”,结果却进入了开设赌场的非法团伙。
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姚明新、苏静出具了社会调查报告:小伟主观恶性不大,参加犯罪团伙是因为法律意识淡薄,母亲也愿意配合开展教育矫治工作,具备帮教条件,再犯风险低,建议检察机关对其附条件不起诉,进行一定时间的考察帮教。
参照这份社会调查报告,王佳佳评估后认为,仅对小伟进行教育感化,并不能根除其困难。如不能帮助他掌握一技之长,他很可能因为生活所迫再次实施犯罪。该院对小伟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察期为一年。随后,检察官将小伟送到了“桔子姐姐”观护基地。这个基地是由该院“桔子姐姐”办案团队与辖区内华邦集团共同建立,向涉案未成年人免费提供食宿和职业技术培训。进入基地后,姚明新、苏静负责对小伟在基地的行为进行跟踪考察。
姚明新、苏静和王佳佳、基地的师傅还有小伟的母亲建立了观护小组,并组建微信群,对小伟的日常情况进行通报。考虑到小伟迫切的就业需求,大家商议后为他选择了培训周期短、出徒快、收入高的喷漆专业。可汽车喷漆技术的学习比较艰苦,在车间里一待就要小半天,小伟一来二去就没有信心了。苏静听到这个消息后,第一时间找到小伟,和他谈心聊天,并将自己统计的汽车喷漆师傅的平均收入向他展示。苏静告诉小伟:任何高收益的工作都需要更多的投入和付出。听到这里,小伟若有所思。后来,姚明新考虑到小伟自幼缺失父爱,还找到小伟的师傅,嘱咐他多和小伟交流,多鼓励和表扬小伟。
“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小伟不仅变得能吃苦、懂得感恩,而且顺利通过企业技术考核。”这个结果得来不易。在帮教过程中,苏静还通过共同阅读正向书籍、参与公益服务、定期谈话等形式对小伟进行教育引导。这一年,司法社工与小伟面谈14次,微信沟通49次,为其母亲开展亲职教育8次。最值得一提的是,小伟因在企业抗疫工作中表现突出当选了“明星员工”,还获得200元奖金。拿到奖金后,小伟第一时间就给了母亲。
今年5月,考察期满,该院依法对小伟作出不起诉决定。鉴于小伟已经年满18周岁,且技术已经达标,工作积极性较高,接下来,基地将与小伟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据悉,2018年以来,在长春市检察院的协调下,共青团长春市委常年派驻两名司法社工在宽城区检察院工作,逐步实现了司法社工全程参与未检办案,打造了“一案一调查”“一案一报告”工作机制。截至今年5月,长春市宽城区检察院已累计对120余人次开展帮教,派驻该院的两名司法社工共制作专业、详实的社会调查报告120余份,帮助28名涉罪未成年人考入大学,顺利回归社会。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发现涉罪未成年人在自身成长过程中都存在不同的问题,因此了解服务对象的个性化需求,制定差别化帮教方案尤为重要。一部分未成年人涉罪,是原生家庭长期固有问题所致,短期内很难解决,需要检察机关、司法社工、社会、家庭等各方力量共同努力,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苏静深有体会地说。（记者于贺 通讯员王佳佳）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检察院举行“监护告诫令”宣告仪式
武汉黄陂:拓展未成年人社会支持体系“同心圆”
5月7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朱惠颖委员工作室”在黄陂区检察院“惠心·骄阳”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室挂牌成立。“我们的未检工作,就是要在专注用心之上,探寻更多的专业和创新。”一头利落的短发,做起事来风风火火,35岁的朱惠颖是“惠心·骄阳”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室的负责人。今年,她在当选黄陂区第五届政协委员后,极力推动自己所在的科教文卫组提议成立“朱惠颖委员工作室”,以“检察之力”协同“政协之制”共同保护未成年人,拓展了未成年人社会支持体系“同心圆”,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支持未成年人工作。
在朱惠颖看来,黄陂区有个明显特点是留守儿童多,常年有几十万青壮年外出务工,不少人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家中孩子的教育。2016年,“惠心·骄阳”工作室作为武汉市检察机关第一批建立的未检工作室,给辖区未成年人带去了更多关爱:工作室先后办理了全省首例由检察机关支持其他监护人申请撤销监护权的案件、武汉市首例从业禁止案等典型案件,率先开通“斗鱼直播法治课堂”,“线上+线下”普法双轮驱动,实现了全区中小学校法治宣传全覆盖。
为了配合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施行,该工作室实行监护告诫令、强制报告制度等,不止就案办案,更着重后期帮教、亲职教育等未成年人保护的新方式。
今年初,黄陂区检察院向3名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发出“监护告诫令”,要求监护人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完善家庭教育功能。这是他们对罪错未成年人进行分级干预的一次探索,在武汉市尚属首例。案中,5名未成年人先后多次采取砸玻璃门或撬锁的方式,在凌晨进入他人门店实施盗窃,共计盗得财物6万余元。3人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不被追究刑事责任,受到口头警告教育和赔偿经济损失的惩罚。
结案后,工作室成员专门对这3个未成年人家庭进行调查走访,在与其父母沟通后发现,3人参与违法犯罪除了自身法律意识淡薄外,各自父母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监管、教育缺位等问题。“但是,法律对罪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并没有强制条例,如何让孩子的父母意识到教养失职的严重性?”经过探讨,朱惠颖和同事们决定向监护人发出一份检察工作文书,要求其依法履行监护职责。
然而,法律文书中并没有这一项,甚至很难找到相关的先例和样板。大家积极寻找法律依据,反复揣摩措辞,用法言法语让文书更精准、更具实效性。未成年人涉及的案情简介、犯罪的原因分析、父母监护和管教中存在的问题、如何履行监护职责……文书内容日渐完善。大家最终将文书名称确定为“监护告诫令”,既一目了然,又具有震慑力。
如今,这3名未成年人中一人已经顺利地进入了一所职业学校读书,另外两人则去学习技术,实现了自力更生。“一个接一个的好消息让我们更加坚定,让犯了过错的未成年人也能感受到司法的关爱,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绽放,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朱惠颖说,眼下最重要的是,把“两法”全面落实到位,推动形成未成年人保护合力。（记者花耀兰 通讯员常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