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自己买的香樟树，多年前从自家院内移栽到了院外，因为树冠已严重遮挡采光，于是在今年年初找人自行做了“修剪”。没成想一通举报电话后，城管上门认定为“砍伐”，依据《上海市绿化条例》作出罚款14.42万元的行政处罚。近两天，发生在上海松江的这一事件一经曝光，引发了社会极大关注。
自己种的树到底可不可以随意处置？地方性法条与《民法典》中关于物权的具体认定有无冲突？执法部门认定“砍伐”的依据何在？执法全流程在合法性和合理性上有无瑕疵？近日，记者就此案件背后的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采访了多名法学专家。
●城管部门执法的过程有无瑕疵？从法律角度，对于案件的定性合法合规吗？
在此次行政处罚中，城管执法部门处罚的直接依据在于《上海市绿化条例》，该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禁止擅自砍伐树木。违反此款规定的，依据《上海市绿化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应处绿化补偿标准五至十倍的罚款。
而之所以定性为“砍伐”，则是基于《上海居住区绿化调整技术规范》：过度修剪导致一个生长周期内未能恢复树木冠形的，认定为砍伐。
尽管执法部门的行政处罚看起来“有法可依”，但在多名法学专家看来，在实际执法的过程中仍然是有瑕疵的。
在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中国行政法学会理事邹荣看来，本案的定性就有待探讨。
“因为从李先生的主观动机来说，他修剪这棵香樟树的目的是出于树木遮挡了阳光，这与滥砍的行为显然不是同一个范畴。你可以说他是过度修剪，因为这可能涉及到技术的标准问题，但我们要知道，绿化条例初衷应当是保护绿化。”
这一点，也得到了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原副所长殷啸虎的认同。“李先生将自己的树移栽到小区公共绿地上，且不去论这棵树产权的归属问题，在公共绿地上纳入政府的统一管理，这是合法合规的，毕竟公共绿化有统一规划，也会考虑到物种平衡的问题。”
但在殷啸虎看来，当事人究竟是“过度修剪”还是“砍伐”，应当结合其主观动机和客观结果综合考虑。
“从主观上看，李先生的行为显然不存在砍伐的故意；从客观后果来看，根据相关规定：因过度修剪导致树木在一个生长周期内未能恢复冠形的情况，可认定为砍伐。这里有两个要件：一是一个生长周期的时间要件，另一个是恢复冠状形态的外形要件。现在一个生长周期还未到，而且冠状形态的外形要件也不明确，在这种情况下就认定构成‘砍伐’，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自己种的树到底能不能处置？地方性法规与《民法典》是否有冲突？
自己种的树到底能不能处置，这成了该事件背后，社会广泛关注的一大问题。
首先，专家们都肯定一个观点，即李先生擅自将种植在自家院落内的树木移植入公共绿地，是不符合《上海市绿化条例》相关规定的。因为该《条例》明确，擅自迁移树木是被禁止的，如因“严重影响居民采光、通风和居住安全”等原因而需迁移树木的，也必须由业主向绿化管理部门做出申请。如果砍伐的是自家院落里种植的胸径在25厘米以上的树木，或是十株以上的树木，同样要向绿化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那么像李先生这样将这棵树移栽到公共绿地后，这棵树是否还属于李先生所有？他是否还拥有对这棵香樟树的处分权呢？对此，上海社科院教授彭辉为记者做了解读。彭辉表示，《民法典》第274条有规定，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个人的除外。
“这其中就有一个前提，是明确标识属某人所有。在不标识的情况下，就属于共同财产。”而在现有的没有明示的情况下，根据李先生的行为，可以推定是将这棵香樟树的权利处分让渡给了第三方。这也意味着，李先生将香樟树移入公共绿地后，就已经不再拥有对树木的处分权。
但是，彭辉也谈到的一个问题，法律规定物权的行使也不是说是任意而为的，必须合乎规范遵循公序良俗。“类似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名录，如果针对树种也有类似的名录或者有这样相关的规定，那么即便是个人所有，但个人对物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行为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因此，彭辉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海市绿化条例》与《民法典》并不冲突。
●这样一起行政处罚案件给执法部门带来哪些深层次的思考？又给城市治理带来哪些启发？
对于城管部门此次的执法行为，彭辉给出了“合法性没有问题，但合理性需要商榷”的评价。彭辉认为，尤其在城管部门推行“721”工作法的过程中，应该将更多的重心放在“7”即“服务”上，末端“1”才是事后的执法，因为在彭辉看来，事后执法花费的成本相较于事前恰恰是最多的。
“这起行政处罚案件，应该给予绿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城管执法部门更多的思考，真正履行“谁主管谁普法、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的普法责任，更多发动小区自治力量参与管理，真正在下沉到社区的工作中发挥这身‘制服’的作用。”彭辉坦言，执法的刚性确实可以一罚了事，但未免缺少了上海这座城市本应有的温度和情怀。
在殷啸虎看来，相较于事后的执法，在事中给与普法宣传，更能让人心悦诚服，也更能让人领会法律的精神和准则，“比起一张刚性的罚单，柔性的释法更是一堂生动的普法教育课。”